试论三明客家祖地民俗及其历史成因

一种民俗的产生、形成、流传、改变或消失，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迁徙或生活环境的变化，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与影响，生活习惯和心理的需要，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变，统治者的倡导和贬斥，社会的趋附与扬弃，与外界隔绝或往来，等等。客家民俗的生成亦不例外，主要是中原汉人、畲人的南下迁徙，与当地土著民长期接触、相互影响所致，即迁徙、生活环境的改变、民族间的接触、交往与影响而形成了客家民俗，并延续至今。

一、土著为闽越族后裔，畲人南下迁入后与其杂处，成为原住民，其中畲人与中原汉人一样同为“外来客”，是客家先民的组成部分。

1、土著当为少数民族之合，早初为闽越族后裔，或称“山都木客”，其后畲姓南下入闽，与其一同杂处，在中原汉人大举南下前为原住民。如岭南称之“夷僚”、“俚僚”；漳州一带称“蠻僚”；汀州、宁化称“峒蠻”；至宋代演变发展为畲族。

战国时期, 即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 群雄争霸, 是时楚威王打败越王勾践七世孙无彊,越国遗民与闽土族籍居民融合, 形成历史上的闽越族。这一时期, 在三明境域居住的正是闽越族。其后, 秦灭六国, 统一中国后,在闽越故地设立闽中郡, 越王后裔无诸在创立闽越国后被降为“君长”。秦汉相争, 无诸曾率闽中兵北上, 先是灭秦，后又帮助刘邦击败项羽, 被立为闽越王。《将乐县志》载, 西汉时, 东越王在此先后营建乐野宫、高平苑和校猎台等, 作为弦歌笙舞、狩猎游乐的场所。至公元前110年间, 闽西北地区有闽越族人口约20万人。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以为闽越地险阻, 又数次举兵反汉, 故“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 大批闽越族人被强制迁徙到江淮地区, 但也有一部分闽越族人逃入深山老林，此即为闽粤赣边地区（含三明地域）的土著民。《太平广记》（卷二七O《李延女》）曾称道说，闽越国时期，将乐县畲家十三岁的少女李寄，为民斩除巨蟒拯救同胞的感人事迹。《太平环宇记》引《牛肃纪闻》记载：“山东采访使奏于處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今宁化县）、雜（新）羅（今长汀县西南）三县。地多瘴厲，山都木客叢萃其中”。山都木客即土著民。

唐《通典》①曰：“五岭之南，人杂夷僚”。韩愈任潮州刺史时曾称：“……居蠻夷之地”②；陈元光入闽，称与“蠻僚”作战15年；《资治通鉴》记载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黄连峒蠻二万，围汀州”。南宋《漳州谕畲》③记载：“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蠻、曰徭、曰黎、曰蛋，在漳曰畲。西畲隸龍溪；南畲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二畲皆刀耕火種，崖棲穀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

从上所述，东汉以前，闽粤赣边一带土著为闽越族后裔，称“山都木客”。其后，土著族性、称谓复杂，称夷僚、俚僚、蠻僚、峒蠻有之，曰蠻、徭、黎、蛋、畲等亦有之，其畲族之称谓，最早出现在宋代，分布于汀州、赣州、潮州和梅州等地，说明上述地方的少数民族随中原畲姓族人南下入闽后，已经演变发展成为畲族了。

2、晋以后，中原钟、蓝、雷姓南下入闽，分衍清流、长汀、广东一带。现三明地域内有畲民17303人④，主要分布在宁化、永安、清流、明溪、建宁等县。

晋时, 中原战乱, 畲人先祖南下入闽避乱, 与原来匿隐的闽越族人, 此时陆续迁居到盆地河谷地带共同生活。广东蕉岭《钟氏族谱》载，晋代时，有钟朝由江西兴国迁至宁化石壁，后迁长汀白虎村，后裔分衍武平、上杭、漳州、泉州、广东长宁、蕉岭、潮州等地；隋唐至五代时期, 宁化县治平《蓝氏族谱》载，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有善，字宣，号云谷，自上杭蓝尾驿迁入宁化，后裔分衍清流、石城等地。宁化治平、中沙《雷氏族谱》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2年），雷甫（任洪州刺史）因遭谤讼，由抚州迁入宁化，为入宁始祖，后裔分衍清流、闽西、广东等地。现三明地域畲族乡2个，一为宁化治平，一为永安青水（明景泰三年由江西蓝田迁入），具体分布为宁化（5842人）、永安（4461人）、清流（1730人，唐时由宁化迁入）、尤溪（1437人，元末由建宁迁入）、沙县（846人）、大田（741人）、三元（602人）、梅列（569人）、建宁（395人，蓝姓宋初由福州迁入，钟姓元致和元年由福清迁入，雷姓清嘉庆自石城迁入）、泰宁（332人）、明溪（218人）、将乐（130人），另三明市区1171人。

3、自唐末至宋这一时期, 在闽粤赣边地区聚居着由中原或因戍边, 或躲避战乱, 或逃避瘟疫、灾荒, 陆续南下迁徙的中原、关东地区汉人, 他们为生存举家迁徙, 聚族而居, 开山伐木, 拓荒造田, 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园。在这里, 中原汉人沿袭着中原传统文化, 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 畲人沿袭着自已民族习惯与传统；在长期的相互磨合中, 于宋末孕育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客家民系的经济、文化区域, 其方言、风俗习惯等皆有别于闽粤赣边地区周边其他族群。

《宁化县志》载, 东汉永乐元年（58年）平昌郡管氏从江西南昌迁居宁化水茜张坊。此后, 三国至两晋时期, 亦有大批难民入闽, 如西晋“永嘉之乱”（307—313）, 中原板荡, 江左衣冠士族入闽者即有八姓：陈、林、郑、黄、詹、邱、何、胡； 东晋元兴（420—404）更有卢循所领农民军起义失败后, 余部逃亡入闽者； 东晋末年（420年）, 黄河流域及关中地区贫民百姓, 为躲避战乱、荒灾, 还有举族避乱入闽, 仅迁徙建安郡（含三明地区）就达数千人。建宁县古谚云：“未有建宁, 先有何姓”, 可以佐证。隋唐至五代时期, 由于历代王朝重视经营南疆, 兼之中原汉民大量入闽, 逐达到一高峰期。据载, 唐开元年间（713—741）福建人口已达60万人, 其中分布在建州（含三明境域）、汀州的人口约有16万人；唐光启元年（885年）正月, 王绪与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邦、王审知三兄弟率光州、寿州数千人渡江南下入闽, 即有部分将兵先后定居三明地域。

 进入宋代, 三明境域内人口发展迅速。如宁化县唐末时人口仅一万多人, 至南宋时, 中原汉人迁入宁化石壁的客家人达61个姓氏之多, 人口由北宋时期（1080年）的1.5万人到南宋宝佑年间（1253年）急剧增加到11万多人, 在这173年中, 人口增加了9.5万人, 这显然不是靠自身繁衍所至, 而是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入明才有可能；这一时期, 泰宁、建宁、尤溪、沙县、将乐等县人口同一原因也迅速增加, 全境域人口达到50余万人。

二、客家民系的孕育，肇基于移民生活；同样，移垦社会的历史孕育了客家文化，其客家民俗的形成自然受其经历的直接影响，即由北而南，由平原而山区，由交通便利而与外界交往甚少，故而一方面客居他乡，聚族而居，沿袭着中原固有的传统信仰、伦理、语言、习俗等求生存，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保守状态；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与当地原住民交流往来，直至最后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周边其它族群的独特的风俗习惯。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和民族间的交流影响。举例如下：

在民居方面，迁徙之初，多是利用当地盛产的竹、木、茅草、树皮等，先盖简易的草屋栖身——类似当地土著的“干欄”式。宁化石壁的“三十六窝（棚）七十二（茅）寮”就是当时历史的写照。待安定之后，披荆斩棘，垦荒造田，求得生存后，方重盖或择地另起泥墙瓦顶的土屋。当人口繁衍、经济发展之后，便沿袭中原先祖所居住过的建筑形式，如殿堂式、城堡等，建造起殿堂式围屋、高层土楼等——沿袭中原习俗。最后，随着自然环境的改变，在建筑形式和功能等方面也产生变化，衍生出客家人独有的民居习俗，如“走马楼”的出现，即是吸收了当地土著民居的优点（靠山、防潮湿、防蛇虫等），一层设计为厨房、杂物间、牛欄猪圈、厕所等；二层多为卧室、仓库等。

在妇女缠足习俗方面，众所周知，缠足习俗始于两汉而盛于南唐，其时南唐所处的年代为公元937—975年，所辖地域为江浙皖赣等江南数省，恰正是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公元317—879年）不久和所到达的地方，而第二次大迁徙（公元880—1126年）也没有超过南唐原来的版图，也就是说，客家先人在盛行缠足的地域内逗留，其缠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进入闽西北宁化石壁后，一方面沿袭着中原男耕女织的传统分工，“乡无不绩之妇”⑤；另一方面，当繁衍迁移周边乡村后，与畲民的交往日益增多，渐渐地由“客”变“主”，学习畲女参与农耕，以解决生产力低下的困境，于是天足得以恢复，显然是受畲女从不缠足，能从事狩猎、农耕，适应山区生活的影响。

饮食方面，客家风味的传统食品、名菜有许多，如烧卖、大卷、韭菜包、老鼠干、腊狐狸、鱼生等。前三种的夹馅、包馅，原就是北方中原人的习俗，而南方极少见。辞书谓“烧卖”以烫面皮包馅。江南无麦，客家先人发现将熟芋捣烂成泥拌薯粉同样可以制作烧卖皮，且风味独特；“韭菜包子”也是仿照北方水饺的一种变通，即将籼米磨浆置锅内熬成糊状，铲起摊冷搓成粉团，再捏成皮，包馅蒸熟；“大卷”的原料与烧卖相同，只是将芋子換成豆腐。上述变通显然是客家人承传了中原面食的制作工艺并延续发展，只是改面粉为当地物产。后三种名菜都是当地的土特产，是土著民的家常食谱，后来被客家人接受并改进成为客家名菜。

客家酒酿，闻名四方，其味美香浓为任何红黄类酒所不能比及，究其原委，酿酒的酒饼起源于畲家，主要成份为草药。原来畲民采集的酒饼草可以使饭变酒，这一发现使客家先民解决了传统喝白酒的嗜好，学得了这一技术，并加以实践和改进，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客家名酒。

三、客家民俗的形成，有的是中原习俗的强化，有的是入乡随俗社会生活的反映。

如，在婚俗方面，重信义，不重繁文缛节，表现在沿袭“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内容而简化，合并为求婚、送果子、报日子和归亲四项，其原因就是处于不断迁徙处境中，常为温饱所扰而形成。

在建房、筑坟方面讲究方位、风水，沿袭中原传统而又因地制宜。屋场风水常以“村”论，坟地风水以“穴”而论。即地形山势讲究“龙”、“局”、“水”，“龙”主人丁，分来龙、分龙、过龙等，“后龙山”即是；“局”似公堂格局，讲究有旗有鼓，印案兼备，坐镇基地犹如元帅升帐一般气派；“水”为前方水势，讲究不得直来直去，常“筑水口”以关栏，避免冲走财源。而坟墓建筑与住屋相似，即坟后要筑“地坟头”（犹如后龙 山）以接“龙脉”；坟前要铺“地坟堂”（犹如屋前晒坪）；堂外筑小埂环抱，两旁分筑摆手，犹如庭院前的围墙、门楼；中立面框，内安石碑，其主体如主屋；碑前有“醮坛”，好比门前“走廊”；碑后砌有大窟窿塟棺柩，有如主屋的正厅；碑侧砌小窟窿供香火，左右对称，好比住屋的“横屋”，屋厅有“天井”，坟头筑“金井”，望去有前低后高纵深感，外观颇似“围龙屋”。

一切用具，包括家具、用具、饮具等，凡要拼合成大块的木板数一定要合“黄道”，其中又分大黄道和小黄道。大黄道为“道远几时通达，路遥何日还乡”十二字，一、二、五、六、八、十一字都有“走之”，凡合这些数的就是“吉利”，其原因乃是客家人念念不忘祖居地，不忘返乡，以能走为健康所致。而小黄道为“生、老、病、死、苦”五字，三、四、五字最讳忌，当取一、二字，超过之数以周而复始论。故小黄道常取六、七之数拼门板、桌面，以祈“生、老”；若是床板数（或碑文字数）则要合大黄道，取六不取七（七字没有走之），而碑文用字常取十一之数，合“还生”，虽死犹生，求之不得之意。

因地理环境的改变，在生产、生活中受传统或当地条件的制约而形成的习俗还有：如脚踏“龙骨车”改为手摇“龙骨车”（因山垄田多而方便频频搬运及安放不占地方）、床设床沿及后档板等（床沿达三四寸厚，方便妇女“坐月子”放置碗筷而设制，究其实乃是放弃北方坑床坑桌而为）；祈盼来年富足，通常在入年界（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后不再吃常年都吃的酸菜、霉豆腐等，避忌“穷酸”、“倒霉”；相反，在除夕年夜饭则讲究吉利，家宴中必有一道菜叫“长命菜”（即整叶芥菜与肉、鸡一道煮食，吃时只可撕成条状，而不可用刀切，取其“长”生不老之意）等等。

作为移垦社会孕育形成的客家民系，其特征十分显现，体现于用具上（包括生产、生活用具）都是就地取材，以方便实用为主。如盆（桶、脸盆、澡盆、猪饲盆、鸡饲盆、饭桶、水桶、尿桶等）全用当地竹钉拼板，不需一枚铁钉；而尿桶安高耳、水桶安中耳、饭桶用端不用提，猪饲盆在盆体上镶入一块带枝丫的长板为耳、鸡饲盆可提可挂等皆是为了方便实用。至于客家人在长期迁徙中养成的对内无间（亲朋戚友）、对外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原住民），更是外迁客家人得以在异地生存立足的重要习俗之一。

综上所述，延续至今的客家民俗，大体保留了中原传统习俗，在与当地原住民长期相处中，受南北地理、生活环境、民族影响又注入了新的习俗内容，从而区别于闽粤赣边地区周边其他族群。总体上说，正是中原传统习俗与当地习俗碰撞、融合而产生了客家民俗，而后随着客家人的外迁而播传四方。

作者：三明学院客家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刘晓迎

注释：

①唐杜佑《通典》卷184，《州郡十四》。

②《旧唐书·韩愈传》。

③南唐福建莆田人刘克荘（1187—1269年）《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

④《三明市志》截止1992年底。

⑤清《临汀汇考》记载，宁化“……苎布，宁化四乡皆有，乡无不绩之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