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化与客家土纸

抗战文化，指的是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前后7年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客家土纸，指的是以永安为主的包括宁化、将乐、连城、长汀等地的客家土纸。二者之间，似乎关连不大，然而在上述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客家土纸，具有强烈时代感、鲜明倾向性的大量进步文章和文艺作品就无法满足发表或出版，既使有雄厚的编辑力量及强大的作者阵容，如马寅初、巴金、朱自清、老舍、羊枣、郭沫若、夏衍等著名作家、学者，也一样“英雄”无用武之地；自然，也谈不上这一时期地处偏僻山城的出版事业的繁荣，其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抗战胜利的巨大作用也要大打折扣，也无法与重庆中心文坛，及桂林、昆明等重要文化据点互相配合及遥相呼应。一句话，客家土纸作为刊印进步文章、著作的载体，在东南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历史悠久的客家土纸

据《中国书法工具手册》记载，将乐是我国南方最早出产毛边纸的地方。一千多年前的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将乐的龙栖山已开始生产毛边纸。至北宋时，将乐、宁化等地造纸术更臻完备，将乐的西山纸、宁化的玉扣纸等名闻中外。明清时代，三明各县的造纸业已相当繁荣且久负盛名。清康熙编《四库全书》时，曾派钦差征调将乐的西山纸。《将乐县志》（乾隆版）载：“西山杨家山、义丰图皆造书纸，然杨家山者薄而不白，义丰图胜而廉格甚小，多运江右湖广间货之。”这一时期，永安土纸生产已很发达，《永安县志》（清雍正版）载：“猫竹，桂溪人用造纸，行贩四方，今呼为贡纸”。

客家地区的纸材，有生料、熟料之分。生料纸（沤腌法）一般称为“毛边纸”，熟料纸（蒸煮法）通常称“连史纸”。毛边纸厚者称“重纸”，上品称“玉扣纸”，薄型者称“长行纸”。抗战前后还有一种“大广纸”，即将“长行纸”扣计（长、宽）加大与“玉扣纸”相仿，仍为薄型纸，是为了刊印（报刊、书籍）市场需要而产。

清代，永安土纸主要产地十几处，如西洋的桂溪、城郊的罗家山、大湖的岭后、洪田的忠洛、安砂的培竹、槐南的梧桐洋、罗坊的溪源等。著名的土纸有桂溪文章纸、岭后玉扣纸、忠洛夹纸、梧桐洋洋纸、溪源大连纸和罗家山毛边纸等。

客家土纸生产，至抗战前后，大体仍保持着唐宋时的风貌，如纸厂多选在竹林集中、水源充足的山麓谷口，厂房分槽间和焙间，中间有隔墙分开，以防纸槽、纸榨、踏料斗受烟尘污染等。土纸手工生产工序复杂，永安与将乐、宁化等地基本相同。如原料采集时间都是从“谷雨”开始至“小满”止，有“竹麻不吃小满水”、“小满过一天，竹麻烂一寸”等说法；备料需经劈山、砍嫩竹、断筒、削皮、破竹麻、挖湖塘（浸腌池）、备撒石灰、浸漂、腌渍、剥料、压榨等工序；造纸流水作业包括耘槽、检料、榨料、踏料、搅料、扛帘、榨纸胚、湿压、湿纸、切边、牵纸、烘焙、干纸裁边等，最后计量整理包装销售。

永安的名土纸属桂溪的文章纸，始于清雍正年间，当时又称京庄纸。以纸色雪白、墨不浑化、久不褪色、韧性强而闻名；至民国初期，桂溪的文章纸年产量达5000多担，远销上海、北平及东南亚、美国等海内外。民国期间，永安大湖岭后玉扣纸的产量跃为榜首，年产土纸3300刀（每刀200张），约占全县产量的一半。

二、空前发展的土纸产业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东南沿海亦遭日军铁蹄蹂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5月内迁永安。从1938年5月至1945年10月，前后7年多的时间，作为临时省会的永安荟萃了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从事各项进步文化活动，为推动抗日救亡，实现民主政治，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出版和新闻业特别兴旺，在前后7年多时间里，相继涌现的出版社39家，新闻通讯社4家，发行机构15家，印刷所19家，先后编行报刊13种，期刊杂志129种，各类书籍800多种。

恰是这一时期，原本享誉在外的永安纸业，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满足了日益兴旺的印刷出版市场，其纸业得到空前发展。《永安县概况》（1945年）这样描述到：“本县山峦绵亘，盛产竹林，为造纸原料。抗战爆发后，海口封锁，洋纸无法输入，土纸遂代而起，故近来此项业务，颇为兴盛，全县计有纸槽户540余户，工人数约3800余人，所产纸类有土报纸、毛边纸、甲纸、尼海纸等多种。每年产量平均在25万余担，价值14500余万元，以槽户多者三、四十万元，少者五、六万元，不等。惟纸农因资金缺乏，制造袭用旧法，目前如不加以积极改良，将来洋纸输入，土纸难与竞争，只有趋于没落之途。近年省当局对于此项生产颇为注意，本年度曾定纸业合作贷款200余万元，以为扶植，但制造方面尚须专长此项技术人员，加以指导，始能改良而继续已有之繁荣。”“本县输出货物以纸、笋、菇、木材等为主，每年输出纸有5850余担，价值1170余万元……其中纸之输出每年占总值百分之二十七点四。”

另据当年曾在永安从事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到印证。如叶文煊在《我与“老百姓”》文章中写到：“……我们报是用土产毛边纸印的；后来永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