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客家文化与花灯文化的嬗变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说的是黄河以北的大槐树和长江以南的石壁村在我国移民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

大槐树，指的是今山西省洪洞县城内广济寺的一株古槐。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明廷当局曾在县城广济寺设局驻员，为山西省泽洲、潞州等地移民填补豫、鲁、苏（北部）、皖（北部）经过多次战乱和灾荒流失死亡的人口办理登记签证手续发放资旅和安家费用。故大槐树是当时移民的集散地（中转站），当地至今还广泛流传有“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谚语。

石壁村，指的是今福建宁化石壁村。自唐至宋数百年间，她是客家先民辗转南迁之后，越过武夷山定居繁衍，人口密度较大的山间盆地。它古称“玉屏”坑，今称石壁，历史上曾有洞、寮、村、乡、城、市等不同称谓。这里原先是人烟稀少、森林茂密、水源充足，既易开发，又因独特地貌易避开兵燹之祸，可以休养生息的“世外桃源”之所。据宁化学者刘善群先生统计：“自东汉至明，迁入宁化石壁居住过的客家姓氏共有86姓，其中东汉至北齐3姓，初唐至乾符年间2姓，唐末29姓，宋32姓，元至明13姓……”他们都在这里繁衍生息，建立家园。后由于人口愈来愈多，可耕土地面积愈来愈少，由此不断向外播迁。石壁成了客家先民南迁汀洲、梅州、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中转站，客家方言在这里（包括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区）整合统一，民俗风情在这里认同传播，最终客家民系在这里开始形成。故宁化石壁被海内外人们称之为“客家人的中转站”、“客家摇篮”、“客家人的里程碑”、“客家图腾”、“客家祖地”。

伴随着客家民系同步形成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民系的标志和外部特征，亦是客家内质的反映，它包括二方面，一是表现于共同体成员长期形成的共同生活方式以及由此造就的代代相传的习俗、风尚与传统；一是由共同生活方式，代代承传的习俗、风尚、传统所衍生的不同文化事象。客家文化实际上是移民文化的一种表象，是客家人在迁徙、聚居过程中的一种农耕文明的产物，也是中原文化传播与再生的整合。移民的过程既是原生文化的传播过程，也是再生文化变异创新的过程。

客家文化是客家人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改造客家人自身中，生产生活中，长期创造形成的被客家人所认同和接受的成果的总和。它包括语言（客家话）、文字（汉字）、风俗（客家人的岁时年节风俗、祭祀礼俗、婚嫁礼俗、丧葬礼俗、人际交往礼俗等）、信仰  （客家人的多宗教、多信仰）、心态（勇敢、冒险、进取、勤俭、崇正、敬祖、团结、重教、爱国、爱乡、奋斗不止等）及客家人的建筑物、装饰品、服饰品等特点，等等。作为客家民俗文化中的闹花灯也是其中一个方面。福建学者王耀华先生1995年所著的《客家艺能文化》一书中将花灯列入“艺能文化”中，指的就是包括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中的仪式性艺能和部分综合艺术在内的戏曲、曲艺、音乐、舞蹈、歌谣、杂耍等的总称。其强调的是花灯实在是民俗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最精彩、最耐人寻味，包含内容最多，文化事象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因之，在客家文化的范式中涵盖花灯文化也无可厚非。当花灯文化兼容于客家文化之列，并演进为客家花灯文化时，客家祖地花灯，便成为此文化现象的经典代表。

客家花灯文化是汉族花灯文化的一部分，它源于中原，与客家民系的流迁和形成一样，经自北而南，辗转上千年，既沿袭了中原古风，又与民系形成地区的环境相融合，并受到迁徒途中各民族（族群）风俗花灯的影响，而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客家花灯文化。一方面客家花灯文化是客家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都分，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客家文化的整体。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花灯文化的内涵是指花灯的种类  （如软面灯、硬面灯、杂料灯、静态灯、动态灯、主题性花灯、实用性花灯、娱乐性花灯）、流派（如宫廷花灯、民间花灯、艺匠花灯、现代花灯）、题材、色彩等内容；广义花灯文化的内涵是指由共同的闹花灯方式，代代传承的制灯、祭灯、舞灯、赛灯、闹灯所衍生的不同文化事象（如宗族、家庭意识、生殖繁荣意识、宗教信仰、花灯生产关系、敬祖穆宗观念及人寿年丰、六畜兴旺、驱邪除害、祈福吉祥、团结勇敢、开拓进取、爱国爱乡等）和各式花灯（如立灯、吊灯、座灯、游灯、抬灯、地灯、河灯、空灯、手擎灯、广场道具灯等）的总和。数百年来，客家花灯在不断地承传、演变、消亡、复合、创新，演绎着新的变异，这正是地理环境及文化、经济、意识、信仰的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花灯文化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一、以花灯文化为依托的客家习俗

客家花灯本源为中原花灯文化，从内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分，但其之所以镌以客家之铭，就在客家民系的特殊文化背景。客家民系的实质就是移民的一种。由于移民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因而相应地就失去了维系其原有文化、习俗的社会土壤和外在条件，在新的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下，移民们以原有的文化传统融汇与异乡的人文社会，产生了新的精神合力，是一种新质文化的变异。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和形成，客家文化乃至客家花灯文化便相伴而生了。这其间，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客家祖地花灯，便理所当然地构筑成客家花灯文化中最耀眼的风景线。

在客家祖地，伴随着生命的降临、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及丧葬，都与灯彩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客家人的内聚纽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道德伦理、行为方式、人际关系、审美情趣，及以多神信仰为内容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宗教活动，以农耕生活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引发出的天人观念、农业文明等，是他们开疆辟土、重建家园，不断拓展生存空间的精神支柱，那么透过灯彩这一窗口，不难发现以闹灯、崇灯为外在形式的习俗里处处烙有深固传统思想的痕迹，反映出了祖地客家人生活方式、宗族观念、家庭观念、理想寄托等诸多内容，即通常所说的寄情于物，情与物化。如：

上花灯  凡在头年里生了男孩的，必须做一盏新灯，参加当地正月举行的迎灯活动。通常，新灯由东家亲自制作，为手擎灯，灯上写有男孩姓名。届时迎灯活动开始，由新生儿长辈抱其手擎新灯走在迎灯队伍第一拨，人数多寡视头年生男孩户的多少。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还须将新灯送往祖祠，在厅堂上方悬挂，告知家族众人知晓，意为“添新灯（丁）”，可载入族谱。

“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宗接代观念，客家祖地人表现得尤为强烈。这是客家人远离中原，在新环境中生活的生存的缘由及必然，故对血脉的绵延极为重视，对新生命的降临、成长，总是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来表达心中的祈盼。与众多的传宗接代意义一样，花灯中自然亦有着许多传宗接代表象，与长江流域一带“闹灯”习俗等相比较，南迁的客家人在“闹灯”习俗中融入了当地的一些仪式及不同道具。如“送灯”习俗里，江浙一带通常为三种灯，一是“麒麟送子灯”，一是“榴开见子灯”，一是“紫色灯”，前二种是象形或绘像，后一种因“紫”“子”谐音，故也叫“子灯”。“紫色灯”在客家地区较少见，“麒麟送子灯”较常见，且与当地物产道具一起，融入“送灯”习俗里。石壁祖地、龙岩长汀一带，元宵节前，娘家母亦有送灯习俗，只是灯为“莲花灯”，莲籽多多，寓“添丁”之意。由以上可以知道，莲是当地特有的。广东一带，“送灯”习俗仍很普通，且有许多名称，叫“请灯”、“开灯”、“庆灯”、“游灯”、“接灯头”等，祈盼添丁从添灯来获至，灯旺，丁旺，源自中原，一脉相承。此外，剪龙须之举亦是此意，祖地一带曰“挂红”，将龙须放供于厅堂神龛之中，盼来年早生“龙子”，吉祥添丁。

与上述借闹灯形式反映传宗教代观念一样，祖地客家人在其他意识信仰方面亦莫不深固、传统。如祈盼富贵吉祥，年年有余，便舞起鱼灯，“鱼”“余”谐音；显示家族兴旺，人丁众多，便游板凳龙，一丁一板，板板相连，族群大的，板龙长达数里之遥，见首不见尾；望子成龙，希望子孙后代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劝勉孩儿勤奋刻苦学习，便制“鲤鱼跃龙门灯”，凡此种种，都可在灯式里觅见踪影。客家人喜灯闹灯的习俗，与灯结下了不解之缘，不是灯节的喜庆日子，仍十分喜爱闹灯。如大年三十食过年饭后，祖地客家人便要守岁“点岁火”，其家中须点“三盏灯”：一是白日到宗祠或香火堂祭拜祖宗时带回的“岁火”点燃的“堂灯”，通常放置于厅堂之上；一是“天灯”放置于屋门口；另一是灶台上的“灶神灯”。三盏灯在客家人心目中极为神圣，通宵不能熄灭，需不时添油，使其光亮，故“岁火”亦称作“光年”，即“一年中光明愿遂”之意。若主妇能见着“灯花”①就异常高兴，为吉祥之兆；若灯火熄灭或被碰倒，则认为是不祥之兆。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客家地区称“七月半”、“七月节”、“亡人节”，这一日以祭祀死者、悼念祖灵为主。在祖地一带。各家各户须在庭堂摆设祭坛，供斋果，以米稞捏制鸟兽各形上供，并做纸衣、备纸钱，并在夜晚要“烧夜香”②。《宁化府志》载：十四日备荤，十五日用素，点烛焚香，烧纸化帛，敬奉祖宗。晚上化钱路边，给孤魂野鬼受用。从初一起，乡村青年以稻草扎成“秆龙灯”，遍插线香，每晚走村串户，舞至此日火化。”或许客家人认为，这一日煞气甚重，祭祖悼念之余应走出悲凉之氛围，这样先祖会更加保佑子孙，乃出现许多超脱之举，“秆龙灯”便是其一。在江西赣南南康一带，客家人还将中元节分为“荤”、“素”两日，十四日吃荤，家家杀鸭子。此时夏种刚结束，鸭子正肥又嫩，乃时鲜之货，故称“鸭子节”；十五日则吃素，做斋果。江西上犹县等地客家人在十五过后，还有“捉蛇蛋”之举，上山拾捡金银环蛇蛋，待孵化后出售；宁化县曹坊一带，连孩子们也玩起“茄子灯”，用真茄子插于竹竿中，再在茄子上插线香、蜡烛，排成长龙，走街串户，边舞灯边唱童谣：“龙灯入屋，买田做屋。”从这些习俗里可以看出，南迁的客家人在许多节俗上与中原地区有了许多差异，、“秆龙灯’、“茄子灯”的出现，演绎出客家人独有的见解与风韵。

二、客家花灯文化的地域认同

中原文化是客家花灯文化历史生成的母体，在客家聚居地每一次移民的迁入或迁出，都丰富了客家文化的地域层面，同时也构造了客家花灯文化的地域认同，使中原花灯文化与聚居地原有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相互融合与撞击中，逐渐演化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民系个性的客家花灯文化。客家花灯究竟有何特色，它与非客家花灯，如闽沿海城市的花灯相比较又有什么不同点呢？众所周知，迎灯闹灯的指向性一般来讲是大致相同的，寄情于灯，其目的基本一样，因此，如何区别什么是客家花灯，什么是非客家花灯，我以为，单从花灯的种类、流派、式样等方面去辨别，并没有什么意义，也无根本差异；而应从体现迎灯闹灯的仪式、花灯的生产组织关系等方面去区别地域性和文化差异，才能有比较准确的划分。以闽客家地区花灯和闽沿海非客家地区花灯相比较而言，其差别如下：

一是祖地客家地区的闹灯仪式重在祖先崇拜，而沿海非客家地区则重神灵崇拜，即祭拜的制度与仪式不同。沿海地区每年最重要的节日通常是对各种神明的祭拜，是有组织的花费甚巨的祭神活动，故其社区有庙多、神多、神的节目多的特点，而极少有组织的大型祭祖活动。具体来说，扎好的花灯一般存放于宫庙中，请出时要祭拜神灵，同样舞毕仍需放回宫庙里，以香火奉祀，视为神物。而客家地区每年最重要的节日是祭祖，而不是祭神。以宁化县石壁村来说，该村现有四百余户二千多人。以张姓为主，另有刘、管、傅、李、雷等少数姓氏；村民以务农为主，种植烟草为辅业；村中以大道为界，划为上、下市，故有张家上、下祠；上祠名“惇本堂”，下祠名“追远堂”，即是名闻遐尔的“张氏家庙。”两座家庙均为砖木结构，正面宽20余米，前有临池大坪，可容纳数百人；中为歇山式重檐假楼，外观庄严宏伟，显得肃穆端庄；内供有张氏入闽先祖与历代祖宗神牌。村中另有八九座规模不一的“香火堂”，为张姓分支各房所拥有，早晚任君供祭。村中也供奉着人神、抽象神和祖宗神，即张氏下祠左侧有一小型“三圣庙”（明朝所建），供奉的是唐太宗御封的唐、葛、周三将军神位与塑像。这“三将军”本是高丽国的，却被石壁客家人请来塑身立庙，保佑太平兴旺。村中还有一庙，名“汉帝祠”（元朝至正年间石壁张氏十五世祖一手营建），该庙甚是有趣奇妙，所供奉的乃是楚汉相争中的两个叱咤风云人物——刘邦与项羽、吕后与虞姬四尊神像。原本势不两立、争夺天下的对手，在客家人眼里可以合祀，这就是祖地客家人的多神信仰观念，不管那支宗教神灵，那路神仙，何方神祗及儒佛道，只要能保佑家族平安、子孙兴旺、年丰安康、六畜兴旺，皆可供奉，并无特殊，即宗教无定所，极具实用性。与宗祠、香火堂相比，村中神数量少，庙规也小。因而，在花灯活动中无不打上宗族制的烙印，而且通过花灯活动与祭祖来显示宗亲制的权威，这就是客家花灯有别于其他花灯的显著特征之一。

二是闹灯的生产组织关系不同，即经费来源不一样。祖地客家花灯的制作经费、及蜡烛、油、活动费等大都由族产收入中支付，即族产是闹灯活动的经济支柱，并成为闹灯组织形式存在的基础。客家人南迁而来，择地而居，通常以族姓聚居，在古石壁范围内，历史上大部分是以姓氏为核心的族姓聚集地村落，如李家坪、罗家坊、吴陂头、张家地、徐家庄、大王庄、江头、刘坊、孙坑、陈塘、曹坊等，客观上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宗族社会，并有着建宗祠、修族谱、办族塾等强烈的意识，故各宗祠一般都有自己的族产，用以支付各种费用，如全族事务开销、修建宗祠、筑墓、纂谱联宗、兴学助考、修路架桥、兴修水利、建茶亭和文化娱乐等，闹灯活动作为文化娱乐的一项重要活动，其开销自然也由族产来承担。如宁化曹坊滑石村，昔时张家祠堂各支有灯班组织十来个，每班都有一定农田，其收入即用于迎“角子灯”的开销。由族产支撑的活动，应当说是客家人尊祖敬宗的家族观念渗透到家族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的反映，所体现的仍是客家宗族、家族内部的上上下下关系和尊卑道德标准等，其于闹灯上，起灯须在宗祠内，由族长、房长、灯班头率领进行；游灯也总是由总祠出发，先游长房，然后依次，最后又回到总祠；这样的闹灯活动自然使族人们聚合一处，共同参与，起到了家族一体化、行动一致性、有乐共享的认知心理，其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自然由此而生。

而沿海非客家地区花灯的制作、活动费用，因无族产支付，通常是个人捐缴分担，其宗族关系较松散，祭祖大都是个别祭拜多，也较重自家先祖；又由于商业经济较山区发达，固定性常年工较少，临时性较大，为海洋经济生态环境，具海洋文化特质。故较少享受到族产所带来的公共利益，这些都与有组织、有计划的客家闹灯活动有着显著的差别。

三是重视程度不同。客家人之所以对传统的闹灯活动极为看重，就在于组织花灯活动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客家的花灯活动意在娱神、祭祀。由于生态环境极差，客家人只有祈求上苍的保佑，寄以丰年安康。此外，花灯活动也是客家人的一种信仰的体现和宗族权威的再现，因而花灯活动成了维系客家家族群体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宁化延祥村的传统迎神赛灯活动，仅灯酌办席就十分隆重热闹：新年一开初，村里各灯会为首者，要写好灯酌办席日期红帖，一一到会员家恭请，并于正月十二以前办妥灯席诸事。届时，各会员应约光临值首家，先由主东敬茶请烟，再邀入堂内畅聊；午时一到，安排入席，其午餐备有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鸡卷、闽腹、猪肚、酸瓜肉、海参、鱿鱼、干贝、薯汤等十九种，俗称“满堂红”或“九长寿”，此为上席，并不谈丁点灯事。到了暮晚，下席又开张，各会友再归原座，先茶后酒，上“全年美景”素盘：有寿带、茶晶饼、水晶糕、马口酥、兰花根、白荠等 12盘；随后又有荤碟“十样锦”一道连一道：香肠、烤鸭、猪肚嘴、鸡内金等；再上肉圆、全鸽、荔枝肉、墨鱼丝、酸猪肺等“六合”热菜，直使大家酒足饭饱、尽兴才散席。此后才商谈杠灯、鼓乐等闹灯诸事，并就此不变，分头准备。

三、客家祖地花灯的形与神

客家花灯作为客家民俗、客家文化的一种积淀和载体，在其创造、继承、发展和流传中承载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事象。通过花灯题材的透视，能够观察到祖地客家人在生产、生活、信仰习俗等方面的特有文化。不论是岁时年节、婚嫁丧葬，还是喜庆生育、祝寿安康、入学出仕，都可从中寻览到它所蕴含的愿望表达，或为农事，或为年节，或为信仰，或为鬼魂，寄托着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追求，对真、善、美的敬颂……即心有所想，花灯有样。如：

祈愿人丁兴旺、家族发达，香火延续不断，男女结婚后，娘家有送灯求生、催生的预祝习俗。祈盼“望子成龙”、“耕读传家”，能搏取科名，入仕为官，光宗耀祖，客家地区花灯少不了《鲤鱼跃龙门灯》、《拳笔灯》、《桃李园灯》等，其中《鲤鱼跃龙门灯》常设计为大型灯盏，祖地一带多为杠灯形式，安置着高大的龙门，飞檐红瓦；红鲤上下翻冲，竞先冲刺，撩人心魄，常令人浮想联翩，寓教于乐。祖地客家人虽居住山区，交通不便，其源自华夏文化昌盛、人文传统浓郁的中原，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知晓教育对维系家族、振家声族威的重要性，知道身处逆境，唯有搏取科名，家族方能兴旺与显要，故客家人把家族子弟的入学看得极重。男孩需要启蒙教育了，外祖母须事先为外孙制备衣、帽、鞋及书桌、纸笔墨砚等，挑个吉利日子，由父亲带儿子到宗祠敬拜先祖，祈望启智保佑；再入学堂，由老师带领着拜谒孔圣人，供上些糖糕、米粽等，取“高中”之意，并往池塘放入鲤鱼，企盼今后学成能跃过“龙门”。故客家人在闹灯中常制作“鲤鱼跃龙门灯”正由此而来。

格外引人注目的则是客家祭祀先祖题材的花灯。“文武灯”，即是其中之一，该灯起舞前，须在宗祠里行三叩礼，舞毕也须三叩谢祖；应邀出游，当晚不论多迟，是否刮风下雨，都须漏夜赶回，一路上灯火不许熄灭；每年正月十五舞毕后，一式灯样要在祖祠先祖牌位前焚化，以此祈保众子孙多福平安，新年五谷丰登。

与沿海非客家地区花灯相比，祖地客家地区花灯制作材料工艺水平等亦有差异，表现在沿海商业经济发达，手工艺繁荣，其灯材的雕刻镂画极为讲究，丝绸等用料绘画装饰精细美观。而客家祖地地处偏僻山区，以农耕为主，经济条件自然稍差，虽不精致，却有丰富的题材造型和灯式内容。其中不乏构思奇巧、极具观赏性、充满人情趣味、形神兼备的花灯，如以展示劳作生活场景的一组《舂米灯》、《碾米灯》和《筛米灯》就让人感叹不已，招人喜爱：立灯式样，可擎可立，立则观赏，擎则游玩；其创意是，以竹骨编扎成乡村中随处可见的舂房、碾房框架，用彩纸花、小风玲、小红灯笼等点缀装饰；并配有“春到人间人增寿，喜临门第人增辉”等浓郁乡土味对联，让人身临其境意味顿生；无论是推碾的俊小伙、舂米的俏媳妇，还是慈眉善目的老婆婆，神态、衣饰装饰得体、大方和光鲜，一道五谷丰登庆丰收的亮丽风景呈现在眼前，寓意着勤劳才能致富的奥秘。如果仅此，当然并无太多特色，巧妙就在于制作者设计了人物与劳动工具之间的连动机关，当拉动引线后，每个人物或舂或碾或筛都活动起来，将场景展现无遗，十分逗孩儿们喜爱，争相上前拉动，以博会心一笑。类似寓教于乐充满情趣的花灯还有许多，如《猴子上树》、《猴子砍柴》、《铁匠打铁》、《农夫耕田》等，非经验丰富、手巧之人不能为之，堪称上乘之作。与这类小巧灵活的花灯相比，大型花灯的设计制作要费神费时多了。如大型的《堆钵灯》、《日月灯》、《花缸灯》、《戏文故事花光灯》等。

总之，花灯文化是客家祖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都分，是伴随着客家先民的聚集、繁衍和发展而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它既具有中原花灯文化遗传的深刻烙印，也具有当地文化的独特风采；既是中原花灯文化的延续和拓展，又是客家花灯的源头和基础。综观历史，客家花灯文化作为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是跟客家民系形成、同步发展的。客家花灯一方面在祖地客家地区（闽粤赣三角地区，即大本营）承传、演变、创新发展着；另一方面，随着大本营成员的扩散播迁在海内外遥远的地方生根、发展，交替传播，岁月风雨无法冲掉客家人心目中的花灯烙印，并作为民系成员相互识别辨认的标记和联络沟通情感的纽带，继续发挥着维系民系在大本营内外共同存在的作用。